一、从天气说起

　　都说昆明是一个特别适合人生活与居住的地方。赞成的人赶紧找出“气候温暖、四季如春”等等证据来支持。“气候温暖、四季如春”好不好？就常识来讲，没错。多数人都不喜欢太冷或太热，所以，一般都不会住到南极和赤道上去，南极比较适合企鹅居住。赤道呢，不太清楚，反正能够常住的生物肯定不多。不过，也应该允许有些例外。我杭州的一位朋友就特别怕来昆明，他从小在海边长大，每次坐车从翠湖爬到黄土坡，就开始“高原反应”，天旋地转，其状痛苦莫名，真是生不如死。还有一些皮肤白嫩的美媚，一提到昆明的紫外线，无不深恶痛绝。所以，昆明皮肤白嫩的女孩比起重庆、成都就少许多。当然，滇南的佤族女子以皮肤黝黑为美，那是另一种审美标准了。再说，云南的太阳那么烤人，白得了吗？

　　有人说，思想深邃的人才大都生活居住在四季分明的地方。所以，明清两朝，云贵两省考中举子的许还赶不上江浙一个县，而状元之类更是有如凤毛麟角。这其中的原因，除经济文化之外，气候是一大问题。

　　“气候温暖、四季如春”的好处，大家说得太多，我说点不好的。昆明人自称“家乡宝”，多不愿出门，就是出门回来，也还是感叹：家乡如何如何的好，外边如何如何的险恶！这，大概是被四季如春的天气养出来的吧：总之是一种温温吞吞的保温瓶性格，缺乏爆发力和张力。昆明这个城市的性格大体就是这样，好是好，就是不太痛快！据说，“云南王”唐继尧当年雄视西南，每天喝一种草药与乌鸡炖的汤，保养极好，面如玉人。如果不是湖南“犟驴”蔡锷将军血性火爆的振臂一呼，“护国起义”的那一枪在云南恐怕是打不响的。为什么呢？云南的天气太好了，大家生活得安安逸逸的，谁都不想闹事。云南是生活的地方，不是干革命的地方。所以，二十年前，大毛他们要革命，只好背井离乡，远走上海、南京去闯荡艺术“江湖”。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些悲壮呢。

　　二、“江湖”也有游戏规则

　　云南偏远而开放，矛盾而和谐。现代艺术的发展自有其文脉和传统。远的不好说，最近这二十年，最有影响力的事件，第一是“新具像”与“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第二是昆明创库艺术主题社区的建立。我观察云南当代艺术，常常会拿这两件事来说话。先说“新具像”，当年大毛、晓刚、老潘、叶帅他们“起义”干革命,实在是被逼无奈：美协的展览他们参加不进去，人家不要他们。就是要他们参加，设置的条条框框也让人无所适从。所以大毛后来说，在八十年代，他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个艺术家——当然这个“艺术家”的标准是他们自我定义的。这实际上是争夺话语权的一场艺术运动，“八五”时期各地的许多青年美术运动大都具有这种性质。就是要打破铁板一块的艺术文化生态，为艺术争取自由表现的新空间。“八五”的话语方式是精英的、集团主义的，比较强调对抗。所以，到了“八九”年以后，这种话语方式慢慢地失效了，反抗没有了对象，而且，反抗的方式也出了问题。也就是说，这种二元式、非此即彼的反抗，谁赢了，谁输了，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一种新的专制和新的“日月神教”：一统江湖。所以，“新具像”与“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它所遭遇的问题，实际上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市场化转型有关：一个狂飙突进的文化浪漫主义年代已是日落黄昏。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叶永青开始在昆明做上河会馆。从上河会馆到创库，其间的脉络一目了然，也就是说当代艺术的日常化、本土化与市场化转型这艘轮船已悄然起锚。叶永青的思路很清楚：就是要将当代艺术从精英话语方式转变到平民与草根话语方式上来，削弱艺术本来就不该有的区域性。使艺术交流在多元共生的格局中产生一种良性的互动。因为艺术的每一次交流都会产生一个比较，每一种艺术都是在比较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尽力将多种艺术样式拿出来交流，最起码能够使我们不断有一个新鲜的参照体系。而创库正是展示各种艺术样式的新空间。这与“八五”和“新具像”时期，类似群众运动的“艺术窜联”的交流方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作为中国最早的艺术家自营空间之一，创库上河车间在2005年作为一个艺术空间与创库二十多位云南当代艺术家，入选第二届广州三年展“别样——另一种现代性的艺术空间”。与香港艺术公社、上海比翼艺术中心、成都蓝顶艺术中心一起，展现了中国当代艺术与现实逐渐结合而呈现多元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