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时期中国书法，在左顾右盼歪歪扭扭走过二十多年后，面对新世纪五光十色的市场化社会，如同一只迷途的羔羊，临歧彷徨，一时竟不知何去何从。继承、发展、创新，说说容易，一旦触及书界的现实，立刻便变得含糊不清。中国书法的现状如何，中国书法的发展前景怎样，如何制订中国书法的发展战略，每个书家如何在传统、现代及未来的众说纷纭的世象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这实在是众多书家感到困惑的问题。其实这也难怪：新时期的二十年，我们的书家几乎体验重演了中国有文字以来的全部书写形式，以及世界性的对汉字的书写尝试。世上所有的“书路”我们似乎都走过了，世上所有的“书峰”我们似乎都领略过了，当我们瞻望我们所钟情万分而又准备为之贡献毕生的书法世界时，难免要生出“山重水复”的惶惑和“路在何方”的疑问，生出“江郎才尽”的感叹。
　　就中国书法的现状而言，此起彼伏的各种展览，标新立异的各种流派，波诡云谲的“个性”书写，恰如山阴道上，摩肩接踵，那真是一派空前的繁荣；繁荣背后，左冲右突频频变脸的中国书法面临的是空前的尴尬；但是，如果我们拂云见日，便不难看到中国书法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伴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毛笔（包括各种硬笔）书写将不再是主流社会书面交流的主要形式，书写的实用功能已经萎缩退化，人们的书写（尤其是毛笔书写）已经如同绘画一样，进入了为艺术而书写的时代。
                        
 二
　　中国向有书画同源之说，但画要远早于书（文字）。说其同源，似乎有些不确，准确点说，应该是书（文字）源于画。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岩画已有数万年的历史，我国现在可见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绘画也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而这要大大早于文字的出现。绘画的诞生，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源于游嬉，有的说生于记事。其实这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取诸于自然物象的原始绘画，一定被当时的先民们赋予了重要的、丰富的社会内涵即有一定的记事性。譬如一九七三年青海大通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盆纹饰中的舞蹈图案，西安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盆，活泼的舞蹈以及怪异的图像（游嬉）后面，虽然不一定是对某一具体事件的记录，但它应该记录着当时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某些重要的社会活动内容。毋庸置疑，绘画记事的功用随着文字的出现和普及使用，几乎早就消失殆尽了，其记事功能则被更抽象更简便，其表达功能也更丰富准确的文字所取代。于是绘画便完成了由集实用与艺术于一身到纯艺术的蜕变：绘画变成了纯粹的艺术。中国文字的演变之途似乎也在沿袭着绘画的道路，只不过其发展的道路更加漫长和艰难而已。中国造字有六书之说，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毫无疑问应该是文字之母。《说文.序》云：“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这里说的很明白，字是“画”出来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见到，现存最早的几种文字形式如陶文、甲骨以及钟鼎文，无不孑遗着这种“画”的痕迹。这种“画”字的方式，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书同文”，以小篆统一六国文字，才真正宣告结束。在文字产生之前，原本存在于绘画中的集记事与审美（游嬉）的两种功能，同时也体现在了文字上。而这种由画而生的可审美性更由于毛笔的书写得到了丰富和确认。由于中国文字的特殊形态即其“象形”性，实际上从它产生之始便开始了它的双重性塑造：既可以用来记录人类社会活动，又可以被当作审美对象；它既是一种工具，又是一种美的形式的载体。
　　中国文字的书写实际上肩负起了双重的使命：作为工具，它要用最简洁方便丰富的形式成为人们交流和记录的工具；另一方面，作为可以为人们提供艺术创造和审美的对象，它却需要无限丰富的变化形式和空间。以社会交流为目的的文字书写，要求首先是准确、清楚、工整与尽可能的形式的一致；而以审美为目的的书写，却与之相反，追求个性、漂亮以及形式的自我与唯一即无限的丰富性。因此，中国书法自从产生以来，一直就戴着枷锁，在实用与艺术的两极中，在这种相互悖反的状态下踉跄行来，成为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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