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硕是河北书界青年书家中颇有代表性，也非常有艺术个性的书家。他的艺术个性不但表现在书法创作上，更表现在他对书法艺术的理性思维上。他把对书法的审美过程，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用“美的慢箭”去洞穿书法作品。好的作品往往并不气势夺人，它需要鉴赏者慢慢地看，在仔细的品味中逐渐地同作者产生一种审美的契合，书法作品所具有的“美之箭”，便会慢慢洞穿你的寻求美的灵魂，唤起你的审美经验，调动你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感，进而完成这种审美过程。这种妙论确是一种非功利性的书法美学观。
    范硕的这种审美观念和书法美学观，与现在社会上颇为流行的书学观点有很大的区别，这种观念发生在一个三十多岁青年书家身上，就更为难得。现在的许多书家往往不太重视其作品的内在神韵而更关注其外在形式，所追求的往往是一种对视觉的冲击效应：大字、大幅，奇、怪、丑，流行元素，展览效应等等，而并不是试图让观众对自己的作品多关注几分钟。在范硕的审美观念中，既不拒绝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那种细品慢酌的温文儒雅，更不拒绝现代审美观念中的讲冲击，求变化，张扬个性，追求展厅效应的审美趋向。范硕的审美观念显然带有更多的传统色彩：既有传统的书斋审美趋向，又有强烈的现代审美气息。因此他的书法作品以颜体之内在筋骨为构架，以二王，北碑，尤其是王铎为肌肤血肉，再以现代书法为神态气韵，追求一种宽博、质朴、灵动、富于变化，力避学帖者常有的飘忽、油气，学碑者常犯的刻板、呆滞之病，既具传统特色又透露一种时代精神也就再自然不过了。范硕认为，书法传统是一座高山，它历经几千年书法实践与理论的堆积，一代又一代书家们不断地丰富和充实，才成为今天横亘于我们面前的书法高山。每一个书家都有可能给其高峰添土加石，丰富它的内容，增加它的高度，但你绝对不可能抛开它另起炉灶重造一座高山。书法学习就是一个不断攀登的过程。你必须到达顶峰，然后才有可能为增加其高度进行“添土加石”的创造。
    艺术与自然往往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妙联系，前人说师法自然，这实在是一种博大精深的经验之谈：张旭观“担夫争道”得草意，怀素观夏云而悟笔法，文与可见蛇斗而知草法之妙，黄山谷见船夫荡浆书艺大进，坐见江山遂得江山之助。范硕常常到山里去，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哪儿，看山、看石、看树，“相看两不厌”。他说山是有生命有灵性的，当你摒除一切杂念，与它默默相对时，便可以有一种无言的交流。山是一位智者，一位大师，它可以虚空你的贪欲，净化你的心灵，升华你的才思，拓展你的艺术思维空间。他常常出神地看着落尽繁华的柿子树，他说每每看到柿子树的虬枝，就仿佛为自己的书法语言中灌注了一种遒劲的力量和错综变化的妙悟。在艺术积累与创作过程中，范硕或许并不是很理智地进行这种融入自然的选择而更多地是一种本性，但这种本性或者比理性使他更具有一种攀登书画艺术高峰的潜质。
    范硕的父亲曾一度曾想通过打乒乓球来改变他背负青天面朝黄土的命运。尽管他的祖上在古城正定算得上书香门第，祖父在故乡一带颇有书名，但也正因了这些，范硕从小就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父亲不敢奢望儿子也像其他农家弟子一样，靠招工、参军、推荐上学之类离开农门。后来，父亲决定送儿子去学画。这不知是他觉得靠打乒乓球谋生毕竟有点玄，还是出于承继书香之门的深层考虑，总之，父亲的决定改变了范硕的人生轨迹。
    范硕被送到河北师大学美术。父亲殷切地关注着儿子。范硕说，那时半大不小，太不懂事，还不知道体会父亲的舐犊之情，每次父亲问起学习情况，都极不耐烦地顶撞回去。直到有回父亲忍无可忍，盛怒之下把他的文具一件件摔到地上，一边痛责，一边挥泪，范硕自知闯祸，太伤了父亲，一边哭，一边捡，一边向父亲赔罪，父子俩人相对痛哭一场。事后，他突然感觉自己长大了，成熟了，一下子理解了父亲的一片苦心。从此后，直到前几年父亲突然去世，每次回家，他都同父亲促膝相对，剪烛长谈至深夜。至今说起来，仍泪光盈盈，负疚自责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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