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宣王 毛公鼎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代著名收藏鉴赏家、一代金石大师陈介祺（1813－1884）是山东潍县人，出身于仕宦家庭。他的父亲陈官俊，清朝道光年间出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而且是道光皇帝的老师。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陈介祺自幼聪慧好学，道光十五年中举人，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此后10年间，一直供职翰林院。他酷爱金石文字的收集与考证，常与当时的收藏大家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澄、吴云等共同考辨古物，研究文字。陈介祺对于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并且精于考释。

　　毛公鼎是道光末年（1850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一件完好无损的稀世珍品，系西周宣王的叔父毛公所铸造，铭文铸在鼎上，有32行，共497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也是金文的经典名作。毛公鼎鼎内铭文，全文首先追述周代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统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和流传后世。

　　鼎铭表达了周宣王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历史很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一篇金文（钟鼎文）书法的典范。这篇煌煌巨制，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而且，它不仅在内容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在艺术上亦极具美学价值。该铭文笔法端严，线条质感饱满，结体庄重，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毛公鼎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后由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以三年俸银之重金为代价购藏。毛公鼎在陈氏手上收藏了30年。陈氏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诸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秘不示人。

　　陈氏病故后，陈氏后人又继续藏了20年。到20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毛公鼎到端府后没几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运动中的新军刺死。后来，端方的女儿出嫁河南项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为陪嫁，而袁家却不敢接受，端氏后裔遂将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可是后来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许多青铜器均经过端氏的把兄弟、美国人福开森卖了出去，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无力赎回了。

　　1919－1920年间，有个美国商人欲出资5万美元把毛公鼎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哗然。曾任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知道了，决意与美国人角逐，想方设法将鼎留在国内。叶氏本来力劝国内有实力者买下，后来却不意传来流言蜚语，说叶氏想从中捞取什么好处。叶氏一气之下，变卖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买了下来。于是毛公鼎又来到叶家，一呆又是十几年，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后又移至上海。

　　抗战结束前夕，叶恭绰几经变故，贫病交加，无力保鼎。上海一个大商人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胜利之后一定将鼎捐献国家。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陈氏如约将宝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解放前夕被带去台湾，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而金石大师陈介祺的“万印楼”，现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的故居陈列馆也在他诞辰180周年时正式开放，陈介祺被公推为19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