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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霖： 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副会长．1962年7月生于张家口市，无学历。1980年开始写作，自1981年来一直在做报刊编辑工作。现在河北省作协文学馆。
杨松霖
以诗人著称的杨松霖，最初是画画的。当然，这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据说他早在小学时期就表现出绘画的天赋。但他从来就没有在学校里循规蹈矩的学习过绘画课程，而是自己买书，自己练习，包括书法、油画和中国画，无不涉猎。我第一次见到他早期的作品，是在陈超教授家里，一幅布面油画《陈超像》，让我惊讶不已。此后陆续见到他的一些国画作品。但我接触更多的是他的诗歌作品。因为杨松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就以独特的思考和表达方式震动了中国诗坛，当时他才20岁出头，是河北省最年轻的作协会员。
从绘画向诗歌的转移，使他一举成名。我没有问过他，是什么原因使他在创作上发生了这样大的转型。从绘画到诗歌，虽然都属于艺术表现范畴，但一个是视觉艺术，一个是感觉艺术，两者相差甚远。而杨松霖实现这次跨越，几乎没有多少障碍，好像是个自然的事情。二十岁出头的杨松霖搁下画笔，不知不觉地写起诗来，并且出手不凡，仅仅几组诗就在中国诗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独树一帜的诗人。此后，他每发表一首诗，都受到诗坛的普遍关注。当时有人说，诗坛上出现了杨松霖现象。他的诗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完全凭借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简洁的语言表现力。他的诗中绝无小哲理和思想火花式的警句，而是用朴素的语言讨论一些大的哲学命题。他把数学、推理、判断等等引入了诗歌，使汉语诗歌增添了新的元素。这是他对诗歌的贡献。但是他所提出的许多关于生存和死亡的哲学命题，至今还悬置在我们精神领域里，没有答案或等待着人们求解。他的《关于路的两种假设》《关于门的四首诗》《与众不同的人》《误会四种》《宿命》《尘埃》等诗篇，时过将近二十年，仍然无人可以出其左右。可以说，在当今诗坛，任何一种写法都可能在一夜之间被人们模仿和超越，但杨松霖的诗是无法模仿的，因此也就无法超越。这确实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
但是在生活中，杨松霖决不像一个讳莫如深哲学家，而是一个性情中人。他交友、喝酒、打牌，既贪玩，又性情散淡。这就是他性格中能够成为一个画家的另一面。不知从哪一年起，他又不知不觉地拿起了画笔，开始重操旧业，画起画来。也许他在写作的同时，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绘画？总之，当我看到他的画作时，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与我们印象中的一个先锋诗人完全不同的是，他的绘画作品竟然是传统的中国画，且以山水题材居多。他的这种绘画创作倾向又一次出乎人们的意料。
杨松霖的山水画，继承了宋元时期的画风，又注入个人的性情，体现出自己的独到风格。他的山水画大多设色浅淡，意境悠远，既古风飘逸，又透出一股苍凉的气息。他画山，大多奇峰险峻，老气横生，其峡谷和对峙的绝壁，有一种气韵凌霄，拒绝攀登的气象；但他的远山，却苍翠而飘渺，有时是轻轻的一抹，在巅峰后面透出灵秀之气；有时是平远而绵延，在静水和垂钓的远方，仿佛是隐现在云中的仙境。他的山，奇而不诡，险而不恶，淡而不轻，体现出一种高峻而空虚的境界。与他的山相比，他的水则有另外的韵味。他的静水不是画出来的，而是留出的空白，在远近风物的衬托下，显得波澜不惊，岚气飘弥。在静水之上，寥寥几笔勾画出的渔舟和钓翁，更凭添了几分散淡和安宁；而他的流水，有时淌过草丛和石头，有时跳跃而下，飞湍流急，动感极强，我们似乎可以从宣纸上听到水声。他画中的人物，一般没有细部表情，只有一个简单的轮廓，却非常传神，具有飘逸之气。而他画山石、树木、花草，或班驳，或繁茂，无不老辣深沉，显出时间的擦痕。在我收藏的一幅尺方画作上，他的茅屋、篱笆、毛竹、小径、远山、近石、芳草、古松，用笔非常简练，却让我在方寸之间，领略到淳朴深远的乡野气息。
从素材上看，杨松霖的山水画，是以山水、岩石、树木、人物、作为主要元素的。他试图用最朴素、最原始的意象表现人与世界的关系，并寄托了自己倾心于自然的理想。但他的画不是消极遁世的隐逸情怀，而是饱含激情的作品。你看他的山，就会感受到那种按捺不住、拔地而起的人格因素，但他没有把精神历险当做人生的绝径，而是沿着陡峭的绝壁找到了升华和超越之路，把内在的紧张与松弛，对峙与和解，通过和谐的布局和构造，疏散在险峰和静水之间。这时，人生的悲悯与激情，苦难与欢乐，都通过自然物象而沉潜下来，显现为具体的笔墨，因此，我们能从每一幅作品中看到到画家心灵的轨迹。
与他抽象的诗歌截然不同的是，杨松霖的绘画是具象的，质朴的，虽然画中充满了虚幻和空灵之气，但从构图和笔墨上说，每一笔都落到了实处。这可能与他的生命经历有关。他出生于张家口市，坝下的山川和坝上的草原滋养了他的心灵，给了他做人的硬度和宽度；青年时期在新疆当兵，辽阔的新疆地貌又给了他时空上的深度。因此，他的诗歌创作和绘画创作都非常扎实，虽然才四十几岁，却处处显出深厚的底蕴。
另外，必须要说的是，他的创作与他的知识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他初中毕业以后就自动脱离了常规的教育，在家自学绘画。期间，因为练字而读了许多古书，后来当兵复员，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他的阅读视野越来越广泛，读了大量西方哲学和美学著作。近些年，随着国学的兴起，他的阅读视野又逐渐转向了国人的学说，所读之书不计其数。而与许多人不同的是，他对现代物理学、量子力学、天体物理学等物理学著作和生命科学著作情有独钟。这些著作拓宽了他的思维，使他超越了世俗的引力，同时又对生命和当下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当他再一次沉入到绘画中时，他已经是一个博学的、入世深沉而又超然物外的诗人画家。
诗与画的结合与互补，在杨松霖的创作中形成了一种互动和照应，两者渗透的结果，不是相加，而是乘积的关系。在哲学和文学的滋养下，他近一个时期的绘画主题稳定在对于世界的整体关照上。当精神的高度确立以后，自我被激活和放大，画家对于世界的关注方式会因超越和升华而形成俯视和透视。这时，自然山水就会作为整体的元素被纳入到绘画结构中，体现出宏观的立体的世界。但他的山水和人物并不因为表现上的需要而变形，而是尊重人与自然的比例关系，保持了他们原有的属性。这是尊重自然的结果，也是他的人生观和哲学观的艺术体现。因此，在他的画中，我们会感到一种大于画面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别的，正是我们所说的画外之音，言外之意。我想，这是知识和艺术修养帮助了他，在浑然不觉中完成了画外的补充。
从知识到学养，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从学养到综合素质，最终转化为品格，则是一个人本质的变化。杨松霖在这样的过程中沉潜甚至沉迷下来，潜心画他的山水，同时修养自己的人格。他把描绘山水人物作为自己融入生活的一种方式，表达对于世界的关怀。有时他甚至生活在想象的山水中，在心灵中幻化出无比壮丽境界。这时，对于画中的山水，恐怕不仅仅是热爱和描述了，他有可能已经从对山水的热爱和崇拜转变为对于自然的信仰。这种升华一旦落于笔端，就不再是手画，而是心画了。在这样的状态下，画家不是去临摹和写生，而是所有的山水都自心生，从虚中求实，犹如信手取物，得与不得均是收获。因此，我们看到杨松霖的山水，总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既虚无飘渺，又扎实有根，仿佛不是人间景色。它们已经出于物而成非物，但又无物不是物，笔笔落到实处，给人以强烈的质感。我可以想象杨松霖的创作心理和创作状态，当他物我两忘时，他和这个世界已经融为一体。他所信仰的自然，就在心中，随时可以出入和隐身。一个信仰自然的人，内心的国土没有边疆，因此他的画中，必定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其深远不可穷尽矣。
杨松霖的绘画在深度上还在不断的探索中。对于他，技法早已退为其次，重要的是文化含量。在当今这样一个视觉爆炸的时代，浮泛的东西时刻都在强行进入我们的视野和身心，难得有一些清净的、使我们沉下心来的艺术，净化我们的心灵。因此，杨松霖的努力不仅是他个人的事情，也是一个艺术家应尽的责任。他承担了，因此他获得了人们的尊重。
2006.8.22 于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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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篇：
序：杨松霖的方式
陈超
或许很少有人会同意这样一种诗歌写作理念：诗的语言应是准确的语言，诗人的工作是以最精确的语言，来对我们的生存境况做出诚实而深入的探询或讨论。
我们在如上理念中看到，不但作为一种古老文类的诗歌写作的常规被悬置了，就连作为“先锋派”诗歌写作遵循的话语“含混性”“歧义性”的通则，也受到明显的消解。
但是，我说，这么做的诗人，不是对为诗之道所知甚少，就一定是因知之甚多，从而另有天地。
杨松霖，无疑是属于后者。
作为相知20余年的老朋友，我知道杨松霖充分具备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优秀诗人之“本质”的那些才能，且有他早期出色的诗作为证。本来，他完全可以按照已成为时尚的“先锋诗”的路子走下去，这是很稳妥的积累先锋“象征资本”的捷径。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诗人的创造力型态却发生了极大的转换。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艺术趣味”嬗变的问题。
无疑，杨松霖骨子里是非常高傲的，太高傲了，以至不屑于成为某种先锋潮流的补充。其根本的原因，还是他成熟和丰富起来的心智，宽大的生存视野和知识视野，对“诗与思”综合性质的独立思考……如此等等，在强烈地驱动他去探勘属于自己的主题和言说方式。
我们一眼就可看出，杨松霖的诗歌结构和语言均极富特点。它们结构完整而语境透明，句群简劲连贯而言说有据，词语的内涵和外延都具有稳定性，能指和所指时常是重合的。我特别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诗人1984年以降的一些作品，如《尘埃》《误会四种》《竹子开花》《关于路的两种假设》《与众不同的人》《关于门的四首诗》《猎人与猎物》《反映》《宿命》《小说人》《方针鸟》《砌在墙里的砖》……等等，在这些组诗和长诗中，杨松霖不主故常，为我们提供了真正的“另类”或“异数”之诗。我赞叹他的诗作，不只是因为其内容的深度，同时也因为诗人的个人创造力。这些佳作真正代表着独特的“杨氏风格”。
显然，这些诗作的特点不能简单地从修辞学角度考察，而是与杨松霖对诗歌功能的独特理解有关。在他的写作中，“思与诗”是同步发生的，诗歌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勘探和命名，有价值的诗歌写作就是揭示生存困境，提出“真问题”，剥离“假问题”的工作。在这些作品里，诗歌的本体与功能是扭结一体，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面对生存的重要命题，诗人的一门心思就是要以完整而深刻的思辨，与读者进行内在的沟通和对话。既然是谋求深层对话，而非闲适的遣兴，诗歌就需要一个确定而有效的话语场域。诗人就在这个完整的话语场域内展开写作。
在我看来，在上述作品中，他都以独特的思考，犀利的语言，有力地将现代人的生存状况、生命经验总结成了可供分析和命名的“图式”。我们面对这些深刻而明晰的图式时，感到它们既陌生却又与我们的经验至切相关，它们击中了我们内心深处纠结、焦虑而无告的部分，我们的智性和心灵在瞬间被诗人唤起了。我们也同步领略了“思与诗”。这个思想丰富复杂的诗人，在写作时却从不追求繁缛，他几乎是遵循着类似于科学运思中的“思维经济”原则。对确系“有话要说”的写作者而言，“思维经济”原则是真正获得有效认识的基础，它是指把自己的思想或感知，尽量表述得简洁、准确，有系统性和完整性。杨松霖的诗歌写作，就握有一把现代意义上的“奥卡姆剃刀”，诗人通过连续的假设、证伪，剃掉了那些纷扰人们视线的枝蔓，真正凸显出了生存问题的主干和核心。
我知道，“把思想或感知尽量表述得简洁、准确，有系统性和完整性”，这个说法还是太过笼统了。有多少平庸的“哲理诗人”也是这么干的。所以，真正重要的还不是诗歌是否和怎样处理“思想”，而是“思想”的质量如何。在我看来，杨松霖的思想是货真价实，有重要质量的。他的诗提供给我们的不是现成的“哲理”，更不是独断论意义的训诫，他排除了简单的道德判断和意识形态评判，回避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回避着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对生存问题的简化。他常常是在人们思考的终点来展开自己的思考，独特地提出了某些真正值得我们探究和分享的命题。这本诗集中的许多作品就是明证。
多年的写作经验告诉我，“解读”具体的诗作，不应是一篇序言恰当的任务。特别是对杨松霖这样在写作中自觉于准确、求实，从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诗人而言，最好的阅读就是直接进入。而这里，我想提示读者一点的是，在许多诗中，诗人是将与人类的生存困境密切相关的噬心经验，经由思辨提炼出来，然后“不留余地”地展开犀利的分析。他不断分析下去，直到无可分析为止——这时，他的诗歌剩下的东西往往是坚硬、赤裸而震悚人心的“悖论”。理性在此成为烛照“无理性”的镜子，而“无理性”有时也成为理性可能的延伸。
我认为，杨松霖诗中感兴趣的悖论，往往逼向生存的终端，它们大多甚至是无法解决的。它们是人类某种根本的客观的“宿命”，但认识它们却是清醒的人们的“使命”。而这样的诗歌写作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意义是，它会使得我们的存在更少遮蔽，更多敞开；更少卑屈和蒙昧，更多尊严和自觉。正如诗人所言，“当我们的心路历程走到悬崖边缘，面对深渊，我们所应该做的不是臆造一系列自我欺骗的幻想，而是应该正视我们的处境，正视我们致命的弱点。”（《寻找弱点》）这个诗人几乎能将自己的思辨和分析细化到类乎“逻辑原子”的程度，但作为完成了的诗歌的整体，却依然保持着生动的宏观命名力，意义的流畅与可感性，和寓言般的吸引力。
诗歌写作在杨松霖这里，不是展览“性情”或流连光景的审美遣兴。在日常生活中，他有更恰当、更充分的表现这些东西的场合。作为老朋友，我知道松霖将自己头脑和心灵深处最重要也最清醒的部分，托付给了他的诗歌。这一“托付”是如此郑重，以至后来他诗作的数量越来越少，但几乎每一首都货真价实，值得有头脑的“经验读者”去细读。如果“严肃、认真”在今天已是两个被人们夸张滥用，以至于损耗掉实际语义的词；那么我要说，这里我是在最朴实的意义上使用它们的——杨松霖的确是一个少见的严肃、认真的诗人。
读者面对的是一个“另有天地”的诗人及其作品。阅读中，产生陌生的惊喜，深刻的会心，或是强烈的不适……悉属正常。以上所言，是我个人对杨松霖的诗歌方式的认识。作为诗人的朋友，此刻我理应告退，而将进一步的价值评判权礼貌地交给那些有敏识力的读者。
是为序。 200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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