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教授在央视的“百家论坛”节目中大话“三国”，拥戴者甚多；以此讲演稿写成的书稿，以26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被出版社竞争。于是，有人认为易中天是电视忽悠出来的怪胎、是史学界的悲哀，反对者及疑惑者兼而有之，众说纷纭。

　　反对和疑惑者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教授不搞学术研究，而热衷大众传媒，这样的学者明星化到底应不应该；学术研究沦为常识的普及乃至通俗的演绎，甚至如易拉罐的快餐式文化特征、无厘头的轻松方式，是不是误人子弟，是不是学术的堕落。

　　如今面对易中天现象的谈论，其中含义之一，以为这是知识分子不务正业的典型，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务正业还能够获取如此近乎天价的收入。这样文化现象的讨论，除了有对易中天教授由“三国”而致富隐隐的“酸葡萄”心态之外，更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的学术界的某种小圈子心态。

　　易中天文化现象的讨论的某种偏颇，向我们说明的另一点，是刻意强调学者——读者——普通百姓关系的疏远。问题是，害怕如易中天这样的学者的僭越，甚至不允许这种僭越，成为了某种公共心态之一，而在这种心态中，大部分并不是来自普通大众，而是来自某些知识分子自身。

　　在一个多元文化存在的世界中，我们需要严谨的分工，需要各司其职，也需要易中天这样学者的僭越。这样才是我们文化包容与丰富的表现之一，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之一吧？（《文汇报》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