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张沛君

    西柏坡，中国革命的红色圣地，凝聚着厚重的历史，铭记着中国革命史上的辉煌。我们党的领袖们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从这里出发进北平“赶考”，建立了新中国。尤其是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向全党发出的“两个务必”的告诫，更是振聋发聩，警钟长鸣，使西柏坡的影响更加深远。
    但是，西柏坡所承载的信息、信念、文化、实践、意义，都已远远超越了特定时间及特定的涵义，体现和折射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和必然的发展方向。所以，红色经典和两个务必，已不能科学的、全面的涵盖和解读西柏坡精神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及对中国发展的种种影响、对中国未来的贡献，因而需要一种专门的学说来研究、来探索其丰富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对西柏坡精神进行全新的解读。学者赵新月的贡献在于，在数年对西柏坡进行了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他的“西柏坡学”（简称坡学）。他的这部《西柏坡学发凡》一书，以更新的角度、更纵深的视野、更全面的资料向我们诠释了“西柏坡学”的精髓所在，诠释了作者眼中和心中的西柏坡精神，阐述了先进的文化与社会进步之间的逻辑关系。
    作者在该书的第一章中写道：西柏坡精神不仅照亮了那段不同寻常的中共历史，也照亮了此前漫长的中国社会，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复兴之路。他认为，西柏坡绝不是单一的红色文化经典，而是丰富的先进文化的策源地。西柏坡，作为一个村庄，一个土坡，一个山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形图上没有凌空而起的海拔，但是，它却拥有令人景仰的政治高度、智慧高度和文化高度。而这几个高度，恰恰是以往的很多学者缺乏关注和缺乏研究的。所以，科学归纳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以西柏坡精神为主线，有机贯穿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期间的各种史实;以西柏坡精神为核心，扩展包括党史在内的各种相关课题的研究范围;通过西柏坡学的创建和研究，把中华民族发展史以一种大历史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凸显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丰功伟绩，还原西柏坡真实的历史高度；通过西柏坡学的创建和研究，建立自建国以来到现在重大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当代史研究提供一条分析线索；通过西柏坡学的创新和研究，发现国家、民族、政党、团体乃至个人获得事业成功的真正奥秘，从而指导我们的实践；以西柏坡精神为参照，为和谐社会挖掘精神资源，使西柏坡精神成为真正的资政之鉴，——就是西柏坡学的研究方向。简而言之，全面揭示和总结西柏坡精神的要义，服务于当下的社会实践，是作者创立“坡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应该说，作者是站立在前人的肩膀上创立“西柏坡学”的。所以，他的视野与把握理所当然的超越了前人。作者把“先进的文化、完善的实践”列为他对西柏坡精神研究的“新发现”，列为“坡学”的核心，不但揭示了文化与发展之间重要的逻辑关系，攀登上了西柏坡研究的一座高峰，而且是对西柏坡精神研究的一大贡献。
    真理是朴素的，也是简单的。如果按照作者的结论来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脉络就变得清晰，是非就比较分明，历史就变得简单明了。我们常常怀念秦皇汉武的雄风，也常常追忆唐宗宋祖、康雍乾时代的盛世景象，但遗憾的是，这些不过都是历史的昙花一现，分裂、战争、穷困几乎贯穿了中国整个的历史时空。无数的仁人志士从未放弃救国安民的探索，但最终都无可奈何花落去，苦难贫困又重来。是什么让中国无法走出那种怪圈？作者告诉我们，就在于那种文化的一脉相承，封建的文化，腐朽的统治，落后的体制，天下为私的观念，使中国无法找到希望的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柏坡的精神，西柏坡的文化，是迄今为止最为先进的文化，它带给中国的改变与进步，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无论文化多么先进，也会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文化的先进性也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所以，先进的文化如不能与完善的实践相结合，文化的先进性就会大打折扣。——这也是《西柏坡学发凡》一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